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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出的军队政治家王平上将
来源:    发布日期:2020-05-30    人气:10
  王平将军从普通宣传员干起,直到兵团政垂、志愿军政要、大军区政委、总后勤部政委。近七十年的戎马生涯里,曾经参与组织指挥了许多有名的战役,创造了有声有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,受到毛泽东和军委多次嘉奖。小编在这里整理了相关资料,希望能帮助到您。  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  王平原名王惟允,又名王明,1907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镇大湖地村一贫苦家庭。  1926年,鄂东南地区建立了党组织,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19岁的王平被推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,并成为当地农协负责人。  1930年5月,王平在家人的支持下,报名参加了红军,开始了新的征途。同年9月,王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红军队伍里,王平当过宣传队员,还做过文书,因为有文化,常常被战士称之为“师傅”,被视为红军中的“宝贝”。不久,王平被任命为红军二纵队宣传队长,写标语成了宣传队员最基本的功课。他要求每个宣传员每天必须写10条标语,每条标语10个字。泥巴墙、岩壁上,到处写满了标语。红色标语成为当时宣传发动和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。  王平参加红军后的首次战斗是岳阳战斗。望着江面上游戈的敌军舰,面对有枪有炮、武器比红军先进得多的敌人,王平与战友们毫不畏惧。战斗中,他冲锋在前,在与敌人奋力拼杀的同时,还不时地鼓动身旁的战友,不忘发挥他宣传员的作用。首次战斗,王平亲手缴获了敌人3支长枪。摆弄着手里的战利品,他激动得一夜也没睡着觉。  以后,王平又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“围剿”战斗。由于他作战勇猛,又善于在战斗中做政治鼓动工作,1932年冬被任命为红三师流动团政委。自此,他在军中开始担任领导职务,从团政委到师政委、纵队政委、兵团政委、志愿军政委、大军区政委、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,为军队的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。  1934年10月,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1935年1月19日,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遵义,向土城、赤水前进。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惧怕红军入川,急忙调集大兵沿长江布防,封锁长江沿岸,同时派他的模范第三旅以9个团的兵力,迅速向中央红军集结的土城进攻。在赤水城以东,红一军团遭到川军堵截,由于敌人投入了多于红军几十倍的兵力,中央决定:迅速折回赤水,二进遵义。朱德总司令命令王平率红十一团先行攻打遵义城。  部队来到城外,王平与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边察看着地形,一边指挥着侦察排迅速向城墙边靠拢。城里的守敌此时也发现了红军,机枪朝红军方向不停地狂扫。正在指挥部队前进的邓萍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了,只剩下王平独自指挥部队。他满腔悲愤,组织部队立即攻打遵义城,为战友报仇雪恨。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,守城的敌军弃城溃逃,红军迅速占领了遵义城。  没有休息,王平率部队乘胜追击溃逃的敌军。追击途中,遇上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,王平果断下令部队采用防御战术,牵制住这股敌人,把他们引到离遵义10公里处,待红军大部队来围而歼之。  于是,在遵义城西南的一个制高点――老鸦山上,红十一团与敌人展开了激战。为了鼓舞士气,王平亲临最前线指挥战斗,亲自作宣传鼓动。他要求战士们一定要顶住敌人,决不能让敌人踏进遵义城半步,要打好这一仗,确保城内中央机关的安全,为中央领导转移争取宝贵时间。突然,一颗子弹“呼”地一声从王平后脑擦过,削掉了他后脑勺上的一块头皮,鲜血直流。4小时后,敌人终于被击溃了,向乌江边逃窜,王平率部一路追击。  1935年3月,中央红军四渡赤水,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“围剿”计划。蒋介石急忙赶到贵阳亲自督战。3月底,红军一路闯过遵义和仁怀之间的封锁线,渡过了乌江,迅速赶到贵阳东北地域。红军拿出了佯装打贵阳的架势。“打到贵阳去,活捉蒋介石”的标语沿路都是。这可吓坏了蒋介石,他立即电令滇军前来贵阳保驾。然而,此时红军大部队却早已穿过滇黔公路,直下云南去了。作为前锋部队,王平率领红十一团以一天一百多公里的速度,向马场疾行。到长顺后没等歇口气,就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电报,要王平率部迅速赶到北盘江白层渡口,控制好渡口船只,确保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渡江。长顺离北盘约90公里路,要在两天之内赶到,对王平和整个部队来说,无疑又是一次艰难的考验。经过长途跋涉后又没有休息的红十一团已经很疲劳了,但上级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,红十一团只用了一天一夜,就赶到了北盘江渡口。王平和战士们一起脱掉衣服,把枪顶在头上向江对岸徒涉。登岸后,正往山上爬,突然发现敌人正从山背面往山上爬。王平率领战士们迅速奔跑。到达山顶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,就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,敌人被打得连滚带爬往山下逃窜。夜11时。部队迅速控制了渡口。这时中央大部队也赶到,顺利坐船渡过了江,并一举攻下了江对面的贞丰县城。 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,主力都撤离过河后,团政委王平发现还有几百人在班佑河对岸,没有过来,他毫不迟疑地带领一个营,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去援助他们过河。此时的他,饥饿难忍,有气无力,疲惫得抬不动腿,还得忍受痔疮的折磨,他用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自己。河坡上战友们一个个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,他强忍悲痛,逐一仔细察看,结果只有一个小红军尚有气息,其余全部牺牲了!王平抱着小红军回返,小红军却中途断了气――几十年后,王平对记者谈起此事,仍“老泪纵横,哽咽不已”――他当时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,泪水夺眶而出,深情地说:“他们带走的是伤痛和饥饿,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。”长征途中,战士们有时甚至连草根都吃不上,因为草根已经被先前经过的部队吃光了。在那艰苦的条件下,能分得一小碗稀饭都成了一种奢望。但是王平却经常将自己的那一份让给身体更瘦弱的战士。长征结束时,许多士兵含着泪花对他说:“首长同士兵同甘共苦、生死与共,这官兵之情是用鲜血凝聚的啊!”  王平勇猛善战,胆识超人,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、四渡赤水和夺占娄山关、保卫遵义城等战斗中,他领导的先锋团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,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 深受毛泽东喜爱的“王大个子”  在整个长征中,他并不叫王平。“王平”是毛泽东在延安给他改的名。  他参军时叫王惟允,由于连长余钧是广东人,每次连队点名时,都把“王惟允”念成“王翁翁”。不知是真的念不准音,还是不认识后两个字,反正每次喊“王翁翁”时,王平就知道喊自己,大家也知道喊王平,忍俊不禁,有时甚至哄堂大笑。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改个好念的名字。王平想红军识字都不多,名字不能太复杂,简单的好记又好认,于是便将拗口的“王惟允”改名叫“王明”。 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机关进驻保安。1936年6月,王平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。毕业时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,毛泽东找他和贺晋年(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师长)谈话,说中央军委己决定将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扩编为第二十七军,拟任命他们为军长和政委。并交代了该军的任务。毛泽东见王平欲言又止,就问他:“有什么困难吗?”王平见主席问自己,就站起来说:“主席,我要改名字。”毛主席听后既风趣又幽默地说:“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,国际代表啊!”王平见毛主席这么开玩笑,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正因为这样,别人老拿我开玩笑,所以我要求改名!”“那好吧,叫王平怎么样?”“行!行!”毛泽东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,在一张宣纸上写道:“任命贺晋年为二十七军军长,王平任二十七军政治委员。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”从此,“王明”正式改名为“王平”。王平后来在《王平回忆录》这本书中说:“毛主席的亲笔命令,我一直保存着,后来在冀东过唐河时,突然遇河水陡涨,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。”  毛泽东十分了解王平,他作战勇猛,善打硬仗,执行命令从不讲条件。有一次就是王平的及时掩护,才使毛泽东脱离了危险。  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后,中央红军到了河西,以红一军团一部向古蔺、叙永方向前进,佯装逼近长江的样子,把敌军调到赤水河西来。一天急行军时,王平率领红三军团十一团想抄近路,但是路走错了,翻过山遇上军委直属队的队伍。这样一插,军委直属队被截断。走不动了。毛泽东拄着拐棍上来问:“这是哪个队伍?”王平赶忙上前报告。毛泽东一见是王平,把拐棍一摔,惊喜地说:“王大个子,你们来得正好,先停住,不要走,我给你们一个任务。据侦察员报告,山沟那边有敌人一个师,马上要侧击中央纵队,我正愁无兵可用,你们立即过去警戒,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,红五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。”“是!”王平向毛泽东庄重地敬了个礼,转身正准备走开。“等一下!”毛泽东赶忙叫住王平,补充道,“你们先去执行任务,我负责通知老彭(彭德怀)。”事不宜迟,红十一团立即赶到指定地点,刚爬上山顶,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,黑压压的敌人就上来了。这是事关党中央安全的艰巨任务,全团指战员拼命抗击,直打到第二天,红五军团才上来接应。王平移交了阵地后,又去追赶红三军团大部队。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国共两党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驻在甘肃正宁县的红二师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,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十七军去正宁接守防务。从红二十七军驻地陕西富县到正宁,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走3天,沿途只能买粮吃,而当时全军经费紧缺,一共只有100元,又无粮食可带,怎么行动呢?  红二十七军政委王平和军长贺晋年给中央发电报,请求拨款。中央回电:财政困难,没有钱。为了部队行动,情急之下,王平只好给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打电话,请求给红二十七军3000元,没有3000元给2000元也行,最低也得1000元。  毛泽东在电话里说:“我一块钱也没有呀!…那……怎么办呢?”王平问。毛泽东回答说:“你就动脑筋想办法嘛!一个人想不出来就两个人想,两个人想不出来就三个人想。还想不出来就睡觉,睡起来以后再想。”  毛泽东有令,王平只好皱眉蹙脸,苦苦思索想点子,最后还真想出了一招。  红二十七军驻地附近有个联保主任,是个大财主,他家有个土围子,里面囤积了很多粮食。当地的老百姓甚至驻军都向他买粮吃。他有个规定:要买粮先交钱,还不能进土围子,只能在吊桥上交接,谁要硬闯就开枪。  这一天,玉平派一位给养员去向这个联保主任买粮。给养员从吊桥上往土围子里走时,土围子里的联保主任竟鸣枪警告。这下被王平抓住了把柄,他严肃地正告这个联保主任:“我们是抗日军队,你开枪打我们就是汉奸行为,该当何罪!”  接着,王平和贺晋年又去质问富县的县长:“红军买粮为抗日,这个联保主任竟开枪打我们,你这个县长管不管?”县长见军长、政委亲自找上门来问罪,吓得直哆嗦,连忙说:“这是他的不对,请二位放心,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!”富县县长立即派人把联保主任叫来。贺晋年和王平便一个唱“黑脸”,一个唱“红脸”。贺晋年怒气冲冲地训斥联保主任破坏抗日,说到愤怒处还抡起胳膊要打他的耳光。县长急忙出来打圆场:“军长息怒,有话好说,有话好说!”  王平便说:“这事本应严办,我想这位联保主任大概也不想当汉奸吧。所以可以考虑从宽处理。”那时抗日统一战线叫得很响,谁也不敢担当“汉奸”名声。  县长忙问联保主任:“你是认打,还是认罚?”  联保主任连连点头:“认罚,认罚!”  最后,由县长作保,罚了联保主任500担粮食,5000块钱。三方签字后,联保主任如数交出了粮和钱。  王平高兴地给毛泽东打电话报喜:“主席,根据您的指示,办法我们想出来了!”  “噢,什么办法呀?”  王平随即将整个经过向毛泽东汇报了一遍。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:“不过,钱你们不能全拿走。你原来不是说有1000元也行嘛,剩下的4000元给中央送来吧。说实在的,我这里也没有钱用啊。至于粮食,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。剩下的也全给中央,我派人来接收,好不好?”  王平一听急了,说:“主席,我们只留1000元不够用啊!”  毛泽东大方地说:“好,那你们就留2000元吧!”就这样,王平把筹到的3000块钱和一部分粮食交给了党中央。王平机智灵活,审时度势地筹粮弄款,不仅满足了自己部队的急需,同时也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。毛泽东对人说,还是王平有办法。 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能手  王平将军读书时间不长,学历不高,但他勤奋刻苦,博览群书,积累了较多的文化知识。那时农村里的读书人寥寥无几,在部队里算得上文化人的也不多。相比之下,王平在部队里算得上是个“知识分子”。他刚入伍,就在部队里负责宣传、文书等工作。由于他宣传鼓动有力,文笔流畅,加上尽职尽责,工作搞得有声有色,很快受到领导的赏识。在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他几乎都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。  抗日战争时期,聂荣臻司令员率晋察冀军区进入华北,王平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、冀中军区政治委员、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,指挥部队参加“百团大战”,粉碎了日军多次“扫荡”。他在晋西和晋中放手发动群众,配合正面战场,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,担负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。动员群众有力出力,有钱出钱,有枪出枪,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,组织学生宣传抗日,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培养发展党员,很快打开了局面。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支持,敌后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。他把群众游击队叫抗日义勇军,仅一个多月,他工作范围内各县的“义勇军”就发展到了四于人以上。很快在各地掀起了“妻子送郎上战场,母亲叫儿打东洋,保家卫国保家乡,儿男英勇上前方”的热潮,在华北敌后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。王平能把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进”的游击战术运用自如,如刚顺水飞舟,平川驰马。王平还不失时机开展运动战,积极创造和指导运用地雷战、地道战。月伪军在华北四处碰壁,头破血流,对华北的游击战、麻雀战、地雷战、地道战等十分恐惧,如同惊弓之鸟。许多日本兵气急败坏地叫嚷:“不要轻看土八路!”许多日伪军的高级将领也大呼:“要重新认识华北!”后来,毛泽东称赞王平开展的战法说:“华北的游击战搞得好,如同麻雀满天飞。”  王平在冀中和冀西还大力抓了部队的整训工作,对部队的军事、政治、编制、制度和作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。他集中培训政工干部,大力发展党组织,从上到下都建立了比较配套的部队政治工作制度,对零散的杂色武装进行争取、整编和改造。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他开展的整套政治思想工作,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予了充分肯定,聂荣臻司令员专门致电,称赞道:“你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。”  解放战争时期,王平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,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兼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、司令员,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等职,率部参加了绥远、晋北、清风店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,和平解放了大同。王平同志积极宣传保卫和平民主和胜利果实,动员群众参军入伍,并做好入伍教育和新战士家庭救济、优抚和代耕工作,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。在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,王平还组织了部队的整训和巩固工作,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。此外,他还充分认识到土改工作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性,积极组建土改工作队,带领土改工作队深入乡镇,走村串户、访贫问苦和宣传土地政策,镇压地主恶霸,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。土改运动解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,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入伍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。  新中国成立后,王平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。1953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,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,与司令员杨勇一起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――金城反击战。1957年,他第二次入朝,先后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、政治委员,组织志愿军部队撤离朝鲜回国。回国后,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、炮兵政治委员、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、总后勤部政治委员、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是第二、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,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,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。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常委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获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 杰出的军队政治家王平上将相关文章:1.开国上将王平的生平简介2.开国上将王平的生平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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